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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天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方针指导下，陶成章和虞洽卿等人商议之后，将预备立宪公会的一批人也拉拢进了军管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立宪团体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1906年12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的背后支持人，主要是岑春煊。发起人有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铸等，都是亦绅亦商的著名人物。它宣称“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因朝廷关于预备立宪的谕旨中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一语，故定名为预备立宪公会。会章规定，凡年在20以上，与本会宗旨相合，有会员2人介绍，均可入会，但有四种人不合入会资格，即吸鸦片烟、营业卑贱、贪污犯赃和经商破产未能清偿者。作此规定，大概是为了保持公会成员品德的高洁，避免鱼龙混杂。公会事务所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4号。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事业。
  当然，预备立宪公会之所以会加入中华民族复兴党的阵营，还与它的背后支持者岑春煊有关。岑春煊是袁世凯主要政敌之一，1906年秋，岑春煊在朝廷派系倾轧（丁末政潮）中失利，便以治病为名，寓居上海，一直到1907年2月。就在这时，他支持了预备立宪公会，并举家迁居上海。1909年，他在上海投资浙江银行上海分行。
  辛亥革命之后，朝廷再次起用袁世凯，岑春煊心里一百个不舒服。正巧徐天宝以中华民族复兴党党主席的名义宣布在奉天、热河革命，同时中华民族复兴党夺取了上海。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岑春煊支持已经对朝廷立宪心灰意冷的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铸等人加入军管会。其中，多多少少掺杂着一些给袁世凯添堵的报复心理。
  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是福建闽侯人，举人出身，曾经是岑春煊幕僚。郑孝胥日后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沦为汉奸，臭名昭著，但在此事，郑孝胥却是声望很高的人，有势（与上层人物关系）、有钱（办实业）、有识（出过国，见过世面）、有才，其书法饮誉一时。公会请他领衔，且将他排在张謇前面，可见其社会地位之高。预备立宪公会的会董和一般会员中，也很多是著名绅士和资本家，诸如张元济、沈同芳、李平书、周晋镳、许鼎霖、周廷弼、王一亭、李厚祐、王清穆、高凤谦、徐润、温宗尧、夏瑞芳、虞洽卿、荣宗敬、荣德生等，都是或曾经是其中的成员。所以，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对巩固中华民族复兴党的新生政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且说徐天宝在东北宣布革命，这让正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吃惊不小。随后，上海又落入中华民族复兴党手中，使得原本江南制造局里准备运到湖北供清军镇压革命的武器弹药全部落入了中华民族复兴党手中，这让刚刚小胜革命军的袁世凯很是头疼。紧接着，又传来吴禄贞在滦州进行兵谏、军火被劫的消息。
  听到滦州兵谏地消息袁世凯又惊又喜，惊地是这件事大大出乎意料，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北方一向是北洋地地盘，南方再怎么烽火连天，只要北方不乱，局面就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兵谏给他造成地吃惊不小。喜的是他正好利用这个意外事变作为武器，压迫清廷接受他的全部条件。他又怕清廷垮台的太快，会失去可以利用的工具，于是一改推托、敷衍的态度，急忙处理兵谏。
  袁世凯首先上书载沣，切不可“北狩热河”，其次他给前线的冯国璋下了命令，尽快拿下汉口，准备抽兵北调；再次，二十镇当中有很多是段祺瑞的部下，急调段祺瑞到滦州宣抚，借以分化；最后就是收买周符麟，让他设法暗杀吴禄贞。因为他明白只要解决了吴禄贞，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于是清廷假惺惺地认可了《十二条政纲》，说吴禄贞“忠勇体国”赏给“侍郎衔”，并以皇帝名义下《罪已诏》，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撤销皇族内阁，维新更始，实行立宪，还以滦州兵谏的“十二条政纲”为蓝本，起草了宪法，称为《重大信条十九条》。
  于此同时，清廷又任命吴禄贞为“宣抚大臣”，南下长江一带，调离滦州，削去兵权。将第三镇由东北调至廊坊，将滦州以西的车皮全部集中于京，以防滦军乘车西进。11月7日又调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削去兵权。当吴禄贞行至石家庄时，被袁世凯收买的叛徒暗杀。
  随后，清廷又收买潘榘楹，把二十镇分散调开，化整为零。将七十八标调往关外，将七十七标移至锦州，第八十标开到临榆，滦州只剩标统岳兆麟所率领的第七十九标团部及三营驻扎在滦州车沾，一、二营驻扎在滦州北关“直隶第三师范学校”院内，革命派骨干被分散，滦州兵谏宣告失败。
  初战告捷，袁世凯高超的政治手腕又一次显示了威力。但是，却有腾不出手来对付远在东北的徐天宝。于是，无奈之下，只能派出亲信唐绍仪前去东北，探一探徐天宝的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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